代表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农林生物质能源，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张建龙说，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强调着力发展非碳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生物质能源是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推动能源革命和创新驱动，必须把发展生物质能源作为重要战略。把农林剩余（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油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能够使生物质组成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得到增值增效利用。

目前，我国农区秸秆和果树修枝每年约5亿吨左右，林区可收集利用的枝桠材每年为3亿-5亿吨，仅此两项就可生产2.5亿吨左右的生物质油。同时，每年木竹加工剩余物、中幼林抚育、灌木平茬复壮、城镇绿化修枝、农业秸秆和甘蔗加工等还能提供数亿吨原料，生物量折合标准煤上亿吨，发展农林生物质能源潜力巨大。

当前，我国农林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大力发展农林生物质能源，有利于将资源变废为宝，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有利于减少秸秆焚烧导致的有害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防止空气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利于用秸秆利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手段，提高秸秆经济价值，帮助农民增收脱贫，造福广大农民。有利于通过营造能源林，加快荒山荒坡绿化，打造更多绿水青山。

国际上，农林生物质能源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成长为重要的替代能源。美国制定了能源农场发展计划，印度实施了绿色能源工程，瑞典生物质能源占全国能源消耗的1/4，并首个提出到2020年告别石油，利用纤维素生产的燃料乙醇全部替代石油。

在我国各地的实践中，这项技术也已取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成功实现产业化应用。内蒙古新木集团于2009年、2012年先后在包头和赤峰建成年产10万吨和5万吨的两个生产厂，产品已应用于国Ⅵ军用柴油和军用汽油、国Ⅵ民用柴油和民用汽油。2018年，新木集团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合作，纳入军委后勤保障部采供体系；与中交集团合作，拟在天津、河北等30个省份分别建设适度规模的农林生物质能源示范厂。

为更好推动我国农林生物质能源发展，张建龙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在全面摸清资源底数和项目建设情况的基础上，组织开展规划研究，编制农林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指导农林生物质能源产业科学发展。逐步完善扶持政策，国家在贷款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政策、补贴激励措施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培育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农林生物质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科技支撑，用好有关科技专项、能源专项，组织开展农林生物质能源关键技术和装备深度研发，加快推广应用基本成熟的农林生物质能源技术。强化市场监管，组织研制农林生物质能源产品技术标准与规范，加强标准认证管理，建立农林生物质能源行业监测平台和服务体系，引领我国生物质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代表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徐国权

今年两会上，徐国权代表就过去的一年如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脱贫工作，真正让三农走向新时代，提出了在我国北方地区城镇居民供热开展“生物质替代燃煤”的建议。

目前，全国分布式供热40吨以下中小燃煤锅炉每年消耗燃煤总量为8亿吨，燃煤导致的污染物排放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生物质作为‘零碳’和低排放的清洁能源，是取代燃煤最经济的选择。”徐国权代表建议，将秸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与城镇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在利用农村地区生物质资源的同时，实现产业扶贫与污染治理的双重目的。这是2019年3月8日，徐国权代表在会场和郭金才代表进行讨论。

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推动生物质供热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生物质能供热就地收集原料、就地加工转化、就近消费，构建城镇分布式清洁供热体系。经过调研，徐国权代表认为采用生物质进行供热已经具备推广和复制基础。这是2019年3月8日，徐国权代表出席山东省代表团分组会议。

“采用生物质秸秆替代燃煤既可以解决目前秸秆治理过程中只堵不疏的现象，又可以解决居民的采暖问题。”徐国权代表说，我国每年秸秆产量达到9亿吨，应用前景广阔。按照目前100万平方米集中供热，需要生物质成型燃料3万吨，即秸秆原料6万吨，可解决12万亩地的秸秆去向问题，避免了一些地区对秸秆的露天焚烧。这是2019年3月8日，徐国权代表出席山东省代表团分组会议。

针对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成本高于煤供热成本这一问题，徐国权代表建议参照煤改电，煤改气的补贴政策，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开展“以奖代补”，将补助资金补给运营企业，使生物质供热成本与目前燃煤集中供热成本基本持平，减轻供热企业负担，推动生物质供热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代表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徐智明

两会环保：“煤改气”和“煤改生物质燃料”成本比较。从2017的两会到2019年的两会，作为一个从事环保能源的企业，我们都一直在关注两会对环保的重视。尤其近几年，“煤改气”大面积的推行，那么两会对“煤改气”的看法如何呢，“煤改气”和“煤改生物质”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成本低。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徐智明是这样评价“煤改气”： “ 政府推行的 煤改气造成企业的运行成本和煤比较增加太高，这是实施煤改气清洁能源推广的最大障碍和瓶颈。企业们肯定愿意做一个守法的企业， 企业 不是不想改，而是没钱改，没钱维持高昂的运行费用，所以大家都能拖一天是一天。” 徐智明 多年来致力于节能环保事业，对节能减排他说了大多数人不敢说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天然气能源的现状就是天然气的管道的覆盖率很低，管道通道的地区，企业对用气价格过高、管道安装收费过高、开户费过高仍然处于“谈气色变”的状态，这就导致了“煤改气”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煤改气”大面积推广，虽然天然气清洁能源迎来跨越式发展，但是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几年“气荒”屡次出现，造成我国天然气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逐年增加，从2006开始，到2016年达到36%，预计2050年达到40%，我国正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天然气有必要建立战略储备，确保供应安全。”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董事局主席薛光林带给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提案呼吁建立和发展天然气战略储备。不做好天然气供应的保障工作，一旦进口天然气通道中断，将会导致严重不良影响。2018年可以看出来，“煤改气”最大的问题就是供应保障和解决“气荒”的问题。

自2017年国内加快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各地政府要求企业实施“煤改气”工程，在降低燃煤大气污染、改善空气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天然气价格高，供应不稳定等问题，却让中小型企业苦不堪言，成本增加，企业难以生存。个别企业说，煤改气之前企业还能有利润，但煤改气后造成的成本增加，使得全年利润几乎为0，甚至为负数， 不得不停工或者倒闭。由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重视‘煤改气’给企业带来的困难，调整天然气价格，或者允许企业采用其他能源降低成本比如“煤改生物质”，从而保证中心型企业的发展和生存。

所以在保证企业利润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应该放开企业的自主选择，让微利的中小型企业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环保结决方案，“煤改气”和“煤改生物质”各有特色，借用改革开放时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治理燃煤的环保问题，企业只要实现环保排放，“煤改气、煤改生物质、煤改电等”我们都要支持。

代表四：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正步入大规模开发应用的新阶段，我们正加快步伐迈向可再生能源的平价上网时代。

当前，中国距离光伏平价上网仅差最后一公里，需要社会、行业、企业凝聚共识，坚定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信心，在能源生产消费变革上践行新理念、新目标和新使命，将发展重点从简单的扩大规模转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坚持以可再生能源进行创新，推进多能互补和协同；配合储能技术、电网灵活性改造以及能源互联网建设，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应用。

加快平价上网，还要通过顶层设计来降低“非技术成本”，解决补贴拖欠等遗留问题。为此，曹仁贤代表呼吁组建权威独立的能源管理机构，推动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适应行业变革速度，增加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缺口问题。

今年两会，曹仁贤代表继续为守护绿水青山建言献策，呼吁行业聚焦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早日拥抱平价上网，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全社会分享清洁能源带来的生态文明成果做出更大贡献。

代表五：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每年产生约9亿吨的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如果以这些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替代化石资源，可以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的同时修复和保护自然环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提交了《关于生物质资源替代化石资源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赵皖平在《建议》中表示，生物质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加快发展生物质炼制技术及衍生产业，能够成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同时，这也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禁烧的难题，是以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对化石资源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的生态现状和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需要下大力气从根本上加以调整和解决的关键时刻。”赵皖平表示。他建议政府转变观念，变引导为主导，尽快制定《国家生物质炼制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生物质炼制产业。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扶持生物质炼制产业的发展。《建议》提出，从中央到地方，要像对待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国家战略资源一样来看待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把生物质炼制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要明确国家和各级政府是解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问题的责任主体，应设立相应的机构，统筹领导全国和各地方秸秆等农林废弃物资源的科学利用工作。做好战略规划和布局，真正做好从粮食种植，到秸秆“收、储、运”等各个环节上的工作，切实解决好相关产品“用”的问题。

第二，研究出台秸秆有机肥料的补贴政策。建议政府改变目前“撒胡椒面式”的现金补贴方式，改由国家和地方财政，通过供销社系统和相关大型涉农央企，对生物质炼制企业所生产的含有土壤修复功能的有机碳能肥料进行统一采购，阶段性的免费赠与农民使用或对农民给予实物补贴。在完成国家化肥农药“双减”目标和农田修复与水源保护的同时，实现中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助推生物质炼制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建立产学研联盟。《建议》提出设立国家生物质炼制产业引导基金和国家生物质炼制“产学研”合作联盟，从资金、科研等各个方面，全面保障中国生物质炼制产业与生态农业的融合、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代表六：全国人大代表李寅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寅代表建议，给予生物质能源化项目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使其成为能源结构变革、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服务“三农”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生物质能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耗的14%，是排在化石能源煤、油、气之后的第四大能源，是唯一一种可以提供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种形态燃料的能源资源，具有分布广、洁净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我省是全国农林业大省，正常年份我省农业和林业生物质可收集利用量约9000万吨，约占全国的9%。能源化是秸秆“五化”利用中消化秸秆的最有效手段。

李寅建议，一是将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优先纳入国家新能源补贴目录，并实行“即发即得”优惠政策，贯彻“优先发展、固定电价、满发满收、及时支付”，杜绝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农村环保事业健康发展人为设置障碍。二是严格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要求，严格执行生物质热电联产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切实保障生物质热电联产产业健康发展。三是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接网及输配电工程的合理费用，在扣除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后，计入所在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成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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